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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中国，正在进行一项举世罕见的脱贫计划：未来5年内，使7000万人脱离绝对贫困。
据统计，至2014年底，全国仍有14个集中连片贫困区、12.8万个贫困村、7017万贫困人口，重点分布在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其中贫困发生率超过10%的有西藏、甘肃、新疆、贵州和云南，贫困人口数量超过500万的有贵州、云南、河南、广西、湖南和四川。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这7000万贫困人口必须全部如期脱贫，一个不能剩。
这意味着接下来的5年里，中国平均每年要减贫超过1000万人，每月减贫接近100万人。
从中央到地方，已然进入了扶贫开发攻坚拔寨的冲刺期。
11月23日，中央召开了十八届五中全会之后的首次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央严令，要求采取超常规举措，拿出过硬办法，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要逐级立下军令状，层层落实脱贫攻坚责任；还要实行最严格的考核督查问责。
5年时间，7000万人脱贫。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啃硬骨头”的攻坚战，更是一场影响世界的伟大战役。
总书记亲自推动“精准扶贫”
据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介绍，十八大后，中央对扶贫工作的重视力度空前，皆是由习近平总书记高位推动。
在习近平的从政生涯中，对于解除贫困，他有着持久、深刻的思考。习近平说， 40多年来，他先后在中国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是他花费精力最多的工作内容。他到过中国绝大部分最贫困的地区，足迹踏遍陕西、甘肃、宁夏、贵州、云南、广西、西藏、新疆等地。
1992年出版的《摆脱贫困》，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第一本个人专著，记录了他在曾主政的闽东地区对如何早日脱贫致富所进行的一系列探索。
11月2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的同一天，《福建日报》在头版和二版发表了万字长文《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习近平同志帮助福建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纪事》，写满了他对扶贫问题的长期关注、思考和忧心。
习近平当选总书记后，他在国内考察的第一站是改革前沿深圳，第二站就来到了革命老区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据统计，十八大后，习近平每年国内考察的第一站都是贫困地区：2013年是甘肃特困地区；2014年是内蒙古民族地区；2015年更是将扶贫工作作为调研重点，第一站是云南，第二站是延安。
而在2015年的六次国内考察中，有三次主要涉及扶贫。尤为重要的是，6月考察贵州，习近平专门就扶贫工作召开座谈会。他亲自带领四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七个省区市的书记深入当地的贫困县调研。这样调研考察的规格和形式在中国的扶贫历史上极为罕见。
贵州之行的考察成果对后来的脱贫决策影响甚巨。
习近平要求扶贫开发工作做到“四个切实”(切实落实领导责任、切实做到精准扶贫、切实强化社会合力、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六个精准”[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正是在贵州的扶贫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
据刘永富介绍，也正是在贵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按照现有标准，农村人口要全部如期脱贫，所有的贫困县要减贫摘帽。
贫困县官员：面对“最好的扶贫环境、最严格的考核”
在过去的30多年，中国已经有过世界上最为瞩目的减贫成就：极端贫困人口减少了7亿。汪三贵说，“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快、这么大规模的减贫。”
刘永富总结称，中国扶贫最大的经验是党的领导。
像中国这样在政治上高位推动，刘永富认为，在国际上恐怕很少有国家能够做到。
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主要力量是——党政机关、单位定点、东西部对口、军队武警支持，现在还要进一步动员非公经济、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参与。
据悉，全国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已派出几十万人，组成驻村工作队，下派到12.8万个贫困村，基本实现了对贫困村的全覆盖。
仅以江西省赣州市为例，截至目前，赣州市共下派66651名干部去帮扶。厅级干部帮扶5户，县处级干部帮扶3户，科级以下干部帮扶2户，如此全覆盖。赣州市扶贫和移民办公室主任黄建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帮扶的干部随时会被抽查，‘你知道你帮扶的对象是谁，他的电话是多少？’”
来自中央部委的帮扶力量也十分强大。据黄建平介绍，39个中央国家机关及有关单位对口支援赣州市18个县(市、区)，带来了150个项目、42亿援助资金。
例如，国家发改委安排赣南等原中央苏区中央预算内投资76.35亿元，批准发行企业债券54
亿元；国家审计署压缩办公经费115万元支持对口帮扶单位会昌县的建设，并捐献联合国机构审计经费及审计长刘家义担任联合国审计委员会主席期间个人薪酬，共计3000万元，用于会昌县成立教育扶贫基金等。
黄建平说，“不光是帮扶，中组部还从国家部委选派了2名司局级干部、37名处级干部到这儿来挂职。”
赣州市于都县委书记蓝捷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他感受到了历史上最好的扶贫环境，“中央高位推动，形成了大幅度、全方位的扶贫格局，从各部委到军队都在地方扶贫，这是最好的扶贫环境。”
于都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也是上海市浦东新区的帮扶对象。今年10月22日，上海市委常委、上海警备区司令员何卫东亲自带队到于都县结对帮扶。“一个县级扶贫点，来了上海市委常委，这样的扶贫力度前所未有。”蓝捷说。
当然，作为贫困县的党委一把手，蓝捷们也将面临最直接的压力。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要一起抓扶贫工作。
11月23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党委和政府，要逐级立下军令状，层层落实脱贫攻坚责任。而且，要实行最严格的考核督查问责，以确保中央制定的脱贫攻坚政策尽快落地。
在此之前，贫困县考核机制改革已经开始。中组部、国务院扶贫办印发了《关于改进贫困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经济社会发展实绩考核工作的意见》，河北、山西、浙江、广东、贵州、甘肃6省已出台了新的扶贫工作考核办法。根据改革之后的考核办法，农民收入增加多少、减贫多少人口、何时改变整体贫困的面貌，将成为未来贫困县主要领导的考核指标。
目前，在甘肃省，已经实行了党政一把手扶贫责任制，省市县逐级签订扶贫目标责任书。对完不成扶贫攻坚任务的地方，将实行“一票否决”，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分管扶贫的领导干部将被降职或改任非领导职务。
资金投入、资源整合仍是难点
在总书记的亲力和高位推动下，全党统一了认识，各部委、各地区、各级政府对扶贫开发工作高度重视。
今年两会期间，分管扶贫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参加江西代表团审议时，谈及扶贫工作坦言，只有统一认识以后，各个部委、各个主体才能真正加大力度；只有统一认识以后，扶贫资源才能整合好，“认识不一致，分而治之是很难整合的。”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吴国宝看来，这或将仍是未来这场脱贫攻坚战的难点问题。“各个地方希望通过对现有各个部门及社会上的扶贫资金进行整合，来解决扶贫中所需要的资金问题，但各部门之间的组织协调仍然是个老大难问题，一直存在着，现在看来，这些问题还将是问题。”吴国宝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当然，首要问题仍然是要解决扶贫资金的投入问题，“因为增长速度在放缓，中央财政在接下来的几年，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政府资金投入目前来看很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困难。”
但从这两年的情况看，各级财政普遍加大了扶贫投入。2014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扶贫资金433亿元，比上年增长10%；省级财政预算安排扶贫资金265亿元，比上年增长27.3%。2015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扶贫资金460亿元，比上年增长8%。
还有一个难题则是减贫效益递减问题开始突出，减贫幅度从2010年的26.1%下降到2014年的14.9%，要在2020年前如期实现每年减贫1000万人的目标，任务十分艰巨。
刘永富说，以前出台一个政策一项措施，一下能解决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脱贫，现在出台政策，就没有这么大的边际效益。“越往后越难，怎么办？我们就要调整扶贫思路。”
如今，中央的扶贫思路已经转向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这是习近平有关扶贫工作最重要的思想。这一思想成为扶贫的基本方略，且正在转化为各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实践。
如期脱贫已是当下重大的政治任务，这是一场必须要赢的“战争”，没有商量的余地，
而倒计时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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